下尿路整合盆底 | 盆腔器官脱垂经阴和经腹重建手术介绍系列(六)

前言:
盆腔器官脱垂(POP)的手术治疗是骨盆外科医生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手术矫正旨在解决支撑结构中的缺陷,需全面了解骨盆的解剖结构和功能,根据患者的独特表现因素进行调整,如盆底的合并症和伴随病理,以及患者目标和盆腔器官支持手术恢复的期望。同时,了解患者治疗目标和期望以确保实施的治疗方法能够达到这些目标至关重要。为每个患者定制适当治疗方式无疑是一门艺术!上期谈到植入材料的分类及植入物-宿主相互作用,本期继续为大家分享生物植入物的应用。
生物与合成材料在
脱垂手术中的运用
植入材料的临床应用
➤ 生物植入物
由于担心与合成植入相关的潜在并发症,一些作者转向生物植入以避免这些并发症 (Togami et al, 2008)。生物植入物分为自体植入物 (病人自己作为供体)、同种异体植入物(同种,不同个体 [尸体] ) 和异种植入物 (从其他物种获得,通常是猪),生物植入的优点包括体内组织重塑、组织学相似性和减少局部并发症倾向 (Silva等,2005)。
自体植入的供体部位包括直肠筋膜、阔筋膜和阴道上皮,最常见的是直肠筋膜和阔筋膜。自体植入是最理想的,因为他们能与受体很好地结合,且没有疾病传播的威胁,包裹机化和排斥的风险也很小。主要的缺点是采集过程会增加发病率、时间和供体部位并发症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可以通过使用同种和异种移植来消除 (Jarvis和Fowlie,1985)。
异体植入来自尸体供体,包括硬脑膜、阔筋膜和真皮,尸体的阔筋膜和真皮是最常用的。当使用生物材料时,主要是担忧疾病传播的可能性,Choe和Bell在辐射冷冻干燥尸体阔筋膜和冷冻干燥尸体异体真皮移植物中展示了完整的DNA (Choe和Bell, 2001)。Fitzgerald和他的同事还检查了辐照冷冻干燥或溶剂脱水的尸体阔筋膜,发现它保留了供体人类白细胞Ⅰ类抗原(HLA)和Ⅱ类抗原 (Fitzgerald等,2000)。虽然采取了广泛的措施来预防暴露感染,但朊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传播的风险估计为170万分之一(Buck et al.,1989)。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POP植入物相关传播疾病的报道。
非自体生物植入材料的采集技术是标准化的。Chen和同事在他们文章的综述中描述了同种异体移植的获取过程 (Chen et al ., 2007)。在获得同种异体植入物之前,供体需要接受乙肝和丙肝、艾滋病毒和人类T淋巴病毒1的血清学检测,在采集期间使用无菌技术,并在当时获得培养物。异种植入动物是专门为医疗目的饲养的,生产受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指南严格控制 (Deprest et al,2006)。可用的材料来自猪肠下粘膜、猪真皮、牛真皮和牛心包,其中最常用的材料来自猪,这些脱细胞胶原基支架功能常作为宿主浸润的平台。
同种和异种植入体在植入前必须进行组织处理,与收集过程不同,这些材料的处理技术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影响移植物的生物学和生物力学效应。对于应该使用哪种方法来优化组织性能,目前还没有共识。在某些情况下,处理是为了组织的长期效果,以减少植入物的破坏和增加宿主组织的生长。杀菌是通过冷冻干燥、溶剂脱水和/或射线照射来实现的,Lemer和同事证明与自体直肠筋膜、尸体真皮和溶解性脱水的尸体阔筋膜相比,冻干的尸体筋膜是最不可取的 (Lemer et al ., 1999),它可表现出最大限度的承载破坏和刚度降低。此外,在整个组织长度上的强度和刚度有较大的变异性。
交联是影响植入物性能的另一种处理技术,可延迟胶原酶类的再吸收 (Badylak等,2002),常用的方法有醛交联法和六甲基二异氰酸酯 (HMDI) 法。醛类化合物在高浓度下具有细胞毒性,可能会增加明胶酶的浓度,实际上这可能会增加降解速度 (Jorge-Herrero等,2001)。此外,醛类化合物可能会导致植入物钙化,对植入物的功能产生不利影响。在大鼠身上进行的研究表明,HMDI交联真皮植入术与醛类植入术相比,在2年内未发生植入物钙化 (Oliver, 1987)。虽然可以通过交联来稳定植入物并延缓降解,但有人担心这一过程可能会阻碍宿主组织浸润并可能导致包裹,尽管这些担忧从未在准确的试验中得到评估,但合乎逻辑的是这些处理过程中的差异最终可能导致生物植入物性能的差异。
猪真皮移植后可能发生局部并发症,如包裹效应 (Cole et al, 2003)。据报道,植入物开窗术可以促进血管的生长和生成 (Taylor et al, 2008),它们也可能减少血肿的形成和局部并发症。猪小肠粘膜下层 (SIS) (Surgisis,Cook Medical, Bloomington, IN) 是一种非交联的植入体,经过处理,使复杂的细胞外基质和自然生长因子保持完整。有组织学证据表明1个月后植入物的强度和组织学将与宿主组织完全相同,2年后植入物的强度将超过宿主组织的力量,尽管这尚未确证 (Konstantinovic等,2005)。

体内数据缺乏限制了许多生物和合成植入物的研究,当然,这将有助于证明这些材料的生物力学性质是如何被宿主改变或重塑的。几种动物模型已被用于研究植入物和网片。
在兔模型中,自体直肠筋膜的游离或带蒂皮瓣在植入12周后,长度减少37%,宽度减少63%,抗拉强度减少53%,新血管形成、微小炎症和纤维化仅在固定移植入物的永久缝线上可见(Fokaefs等,1997)。兔模型中冻干辐照的尸体阔筋膜在植入12周后抗拉强度下降90% (Walter et al.,2003),同一宿主不同部位和不同植入部位的抗拉强度存在差异。在对六种不同植入材料的广泛研究中,人类尸体筋膜和猪异种植入体的抗拉强度和刚度下降了60%至89%。聚丙烯网片和直肠前筋膜的抗拉强度与基线相比没有变化 (Dora et al, 2004)。在大鼠模型中,将Gynecare TVT (Ethicon, Somerville, NJ) 聚丙烯吊带与尸体阔筋膜吊带进行比较时,聚丙烯吊索在断裂负荷和最大平均负荷上均优于尸体阔筋膜 (Spiess et al,2004)。
植入物的类型和它们所经历组织处理都有很大差异,因为缺乏数据比较目前还不清楚是如何影响植入物的性能。植入前,同种异体皮片、溶剂型脱水筋膜、合成网片与自体筋膜具有同等或更高的抗拉强度,在一些研究中,冻干植入物的抗拉强度与溶剂脱水的同类植入物相比有所下降。植入后,自体筋膜和合成网片似乎比同种或异种植入片保留了更多的抗拉强度 (Chen et al.,2007)。

责任编辑:榭小仙
审核校对: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