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EAU泌尿生殖系肿瘤相关的部分最新进展
2019年度EAU如期而至，经过十余个小时的舟车劳顿，终于来到美丽的西班牙barcelona ，一个足球文化氛围极其浓烈、与巴黎齐名的浪漫之都。
顾不上身体的疲劳和时差转换，第二天直赶会场。我曾于2013年的米兰EAU发言交流，彼时参会6000余人，而本次会议注册人数已超过11000人，由此可见，EAU的影响力正逐年增强，俨然成为与AUA角力的国际大会。
此次会议内容极其丰富，笔者选择感兴趣的前列腺癌的基础研究分会场进行学习。在此领域，研究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篇幅所致不能完全展现，把几个自己关注的POSTER 与大家分享。
2019年3月16日 EAU 前列腺基础研究和探索临床前转化的sessions包括: 前列腺癌的诊断（Prostate cancer diagnosis） 临床临床试验进展（Trials in progress） 关于在肿瘤原癌和抑癌研究中新肿瘤模式的应用（Usefulness of novel tumor models in studies） 前列腺癌诊断和预后的生物标记的基因组学（Genomic biomarkers for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prostate cancer） …… 几乎涵盖了前列腺癌基础研究邻域的所有热点，如下几个值得关注。
来自德国汉堡大学团队年轻女学者S.J.oh-Hohenhorst 做了"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spontaneously metastatic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PDX) model of human prostate cancer(PCa)"发言，介绍了目前转移性前列腺癌研究受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与患者相关的临床前动物模型，它能直接反应原发肿瘤的异质性和疾病本身的差异性。 他们成功建立了新的转移性前列腺癌的PDX模型-命名为C5,同时检测到不同免疫背景的裸鼠移植瘤有不同的基因组、蛋白组和转录信息。50岁前列腺癌患者，活检Gleason 评分5+4，12针全阳性，PSA 95ng/ml,骨转移（+），无其他转移，新辅助治疗后PSA 降到19ng/ml接受前列腺癌根治术，取标本组织，直接在12周龄裸鼠SCID Balb/c 皮下建立移植瘤模型，待C5肿瘤生长扩撒后检测：C5的原发肿瘤、转移灶（肺、骨、肝、脑、血液等）特征（生长阶段，大小，细胞数），比较表达基因谱的一致性（AR,ERG,CHID1,PTEN和测序后变异体拷贝数）。患者病史显示根治术后患者对辅助内分泌治疗无效，初始对阿比特龙抵抗，快速转移。 作者由此研究不同免疫缺陷型背景的裸鼠中肿瘤和转移部位生长状况；切除原发肿瘤后肺部转移灶细胞负荷仍处于高水平，而在骨中CTC或DTC明显下降。在转移性灶和非转移灶PSMA表达有特异性不同，但基因组测试结果染色体5，6，17，18和X变异体数目无显著性差异。 作者认为PDX-C5模型完全保留了患者相关的原发肿瘤的特征和分子信息，期待成为研究CRPC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同时扩展了与患者信息直接相关的其他肿瘤类型研究的可行性，为个体化治疗提供重要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当会场学者问：“这个模型中没有涉及到睾酮的检测还不能提CRPC吧，同时肺部转移灶的信息和其他转移灶如脑，肝等是否一致？” Hohenhorst腼腆地笑着说：“这似乎是个缺陷，下一步会检测的，其他转移部位的信息也没有检测，我们的研究还只是开始。” 从现场热烈的掌声也能读到：严谨和诚信是科学研究的生命！
另外一位来自德国汉堡大学学者J.Linxweiler报道了"Tumor-metastasis crosstalk in prostate cancer: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cytoreductive primary tumor removal in an orthptopic model"。 该报告为了探讨在转移性前列腺癌行前列腺减瘤性前列腺切除术的价值和争议，在建立经典的转移性前列腺癌模型后，切除原发灶检验其效果。 作者通过LuCaP136 细胞系3D培养，用CB17-SCID免疫缺陷型裸鼠建立正位前列腺癌移植瘤模型。第一部分明确转移模型发生和手术干预的合适时机。运用3D高分辨率超声，微型CT和9.4T MRI和血清PSA检测。选取15只6-8周龄的CB17-SCID鼠分三组建立正位移植瘤模型，分别在6，8，10周处死3只，另外2只拟切除原发灶并留存随访。 结果发现：淋巴转移在8周后出现，第10周原发灶太大切除有点困难。所以最佳的外科干预时间是第8周以后。第二部分作者再取30只同类型裸鼠细胞注射建模第10周，20：10分为手术组和假手术组，分别切取转移淋巴结和原发灶，检测PSA和肺部转移灶。结果：即使淋巴转移，原发灶切除手术组的有更长的生存期，假手术组PSA升高更快，肺转移更多更明显。该模型很好的诠释了转移的前列腺癌切除原发灶是有临床意义的。
有日本学者T.Kato的报告”The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4 variant 8-10 messenger RNA contained in exosomes is a potential marker for docetaxel resistance among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作者认为肿瘤干细胞的存在是前列腺癌化疗抵抗的重要原因，CD44家族可以成为肿瘤干细胞的Marker并可预测对化疗的敏感性。 研究从体外细胞建系（多西他赛抵抗性PC-3细胞,PC-3R），在PC3和PC3 R细胞溶解和外泌体中检测和比较CD44s以及CD44v(变异体)8-10 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同时检测50例初次使用并对敏感多西他赛、10例对多西他赛抵抗的前列腺癌患者以及15例经活捡不考虑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外泌体CD44s和CD44-v8-10作为对照。 结果显示：PC-3R的细胞和外泌体中CD44s和CD44-v8-10均高于PC-3；PC-3R中CD44-v8-10敲除(siRNA)后，对多西他赛敏感性明显增强。在多西他赛抵抗患者组临床检测血清外泌体CD44-v8-10mRNA拷贝数也明显高于初次有效的患者组。该研究为前列腺癌对多西他赛化疗策略提供了帮助。
来自祖国宝岛台湾学者M-C.Kuo报道了”Nature killer cell activity: An innovation biomarker predicting prostate cancer severity”。 我们知道自然杀伤细胞（Nature killer cell，NKC）体内本身具备抗感染和肿瘤的作用。为了研究NKC的活性在前列腺癌根治术前和术后的变化以及与肿瘤的相关性，作者收集51例接受机器人辅助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患者术前和术后的血液标本，检测NK的细胞活性和细胞数。 结果显示，前列腺癌患者术前外周血的NK细胞活性比正常人群组低很多（416.5 pg/ml vs. 1550pg/ml, p<0.008）,但NK细胞数两组没有统计学差异；术后NK细胞的活性比术前明显升高，切缘阴性比阳性患者术后活性也明显高；术后NK细胞数量在切缘阴性组和阳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术后的NK细胞数比术前明显变化的比例在切缘阴性组比阳性组更明显，有统计学差异。 另外，如果术后比术前NK细胞活性比值大于2或者术后NK细胞活性绝对值大于650pg/ml的病例，将有更长的无生化复发时间。NK细胞活性和细胞数被证实与PSA水平和临床分期无关。
在会场令人振奋的还有一项来自上海仁济医院、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一院等中国多中心研究，由上海仁济医院薛蔚教授团队的学者Baijun Dong 介绍“Circulating tumor DNA targeted sequencing predicts the prognosis of mCRPC patients”。研究主要是关于循环肿瘤细胞靶向测序结果对mCRPC不同治疗方式的效果评价。 2016~2017年，该团队从中国6个医学中心收集了67例mCRPC患者的生殖细胞和体细胞，针对在DNA修复和AR等通路中50基因序列靶向测序。Kaplan—Meier曲线分析与患者ADT或其他治疗相关的PSA无进展期。 结果发现，58例mCRPC患者血浆肿瘤循环细胞DNA碎片（ctDNA）超过2%，同时与5例原发肿瘤活检标本配对、1例转移病灶活检标本配对测序。肿瘤转移病灶和血浆标本测序100%一致。 但是，5例原发灶和配对血浆测序的结果中，有3例测序结果一致性不到20%，其他2例一致性为100%。 在超过2%的ctDNA病例中，最频繁突变的是AR(雄激素受体)基因，32/58病例的基因改变在DNA修复通路，其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是BRCA2, ATM and CDK12。 BRCA2 and ATM基因改变的患者，用阿比特龙效果不佳，甚至是原发性抵抗，然而这些患者对多西他赛的治疗效果与没有突变的一样。相对于基因测序为野生型患者，一旦P53基因突变，无论采取抗雄（阿比特龙）或多西他赛治疗效果均不佳。 12例基因修复通路基因突变的患者，8例用PARP抑制剂（例如奥拉帕尼）或铂类化疗方案初期有较好反应，有初期反应的这些患者100%（8/8）有生殖或体细胞的同源重组通路基因的改变。 本研究显示在mCRPC患者中，液体活检（即血浆成分）首次在中国多中心展开，建立了mCRPC患者为导向分析一线、二线AR靶向药物或化疗抵抗的基因组学病因基础，这种微创液体活检的生标记物也为PARP抑制剂或铂类化疗方案的实际运用奠定了基础。
除了以上几篇和临床紧密相关的基础转化研究外，还有一些报道也很有价值，例如韩国学者W.Song 的应用PI-RADS 第2版本预测根治性膀胱前列腺切除术后发现偶发前列腺癌，有助于选择适当的尿流改道方式（原位膀胱还是回肠膀胱等）；中国南京郭宏骞教授团队的应用多参数MRI和Gleason 评分对前列腺癌标本完全的组织分析，属于前列腺癌的影像和病理智能化检测的结合，具有很强创新性。 另外，还有英国学者关于线粒体功能障碍与前列腺癌进展和较差预后的直接相关性，美国学者的慢性炎症综合征、抗慢性炎症药物与前列腺癌相关性，意大利学者在NKX3.1阳性的循环肿瘤细胞中发现具有前列腺癌的组织特异性和肿瘤特异性，来自芬兰学者的抗高血压药物与前列腺癌风险相关性的芬兰人群分析等，均令人印象深刻。
这次第二天（3.16）的前列腺癌基础及转化研究的多个sessions中，据不完全统计共有57篇报告，其中来自中国有11篇，除了上面所提到，还有上海叶定伟、郭剑明，北京周利群、马潞林，西安交大一附院李磊、南京陈明，武汉同济刘继红、王涛等教授团队纷纷有交流。 会场上，偶遇我国优秀的青年长江学者、著名上海长海医院年轻的泌尿外科专家任善成教授，其谦逊博学、勇于创新的风范也令我痴长者汗颜。 总之，在2019EAU会议期间，内心收获满满，在此分享给大家。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也希望有更多天津战友们来这里展现！ 作者简介 陈方敏，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导师曾甫清教授, 现为硕士生导师，教授，主任医师。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南开大学第三中心医院，天津东部医疗中心,副局级) 泌尿外科主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附属医院临床高级访问学者，AUA,EU及国际泌尿外科学会会员(SIU)会员, 《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编委, 中国抗癌协会泌尿生殖系肿瘤专委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肿瘤学组委员，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常委，中国医促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天津市抗癌协会泌尿生殖肿瘤专委会副主委，天津市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天津市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天津市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常委。入选天津市首届“津门医学英才”培养计划。 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临床研修泌尿系肿瘤、微创技术和小儿生殖器畸形矫形手术，小儿尿道下裂、上裂手术成功率80%。熟练掌握微创技术，其中腹腔镜技术涵盖大部分开放性手术的病谱如：前列腺癌根治、膀胱癌根治、肾癌根治（ll级癌栓）、肾部分切除、 膀胱输尿管再植、膀胱瓣输尿管成形、胡桃夹综合征等。多次受邀赴欧美(EAU，AUA，WCE等)及国内大会发言交流，省级大会手术演示。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点启动项目等国家、省部级项目10余项， 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30篇，SCI 5篇，获省级医学科技二等奖1项。参译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手术图谱2部。
